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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大诗人屈大均（1630—1696） ，番禺人。他 一度参与其老师陈邦彦的“抗清”活动，后来北上去寻 访因持“反清”立场而遭遇困厄的函可和尚。他曾经过 了黄河，踏上燕赵之地，穿行于河北的多个名胜古迹， 心中想起了千百年来多少忠君爱国志士血洒沙场的悲壮 情景；他悼念着为国死难的先烈，他感叹着“岁月添黄 土，英雄聚白杨”（《寒食》）的悲凉。他又行走在邯 郸道上，廉颇、豫让、蔺相如、荆轲……那一个个响当 当的人物，好像走马灯似的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尤其是 豫让，一再被他在诗中提到，那种“国事感知己，能将 七尺轻”（《豫让桥》）的精神，时时激励着怀抱恢复大志的屈大均。他一生跋涉山川，联络志士，冀求恢复 中华，故发而为诗，大多真气弥满，感激豪宕。如《塞 上曲》《过大梁作》《塞上感怀》《望云州》《旧京感 怀》《早发大同作》《咏怀》《鲁连台》等，无不是他 爱国激情的表露。

再举近代诗人苏曼殊为例，他在民族危机关头的表 现也具有代表性。早在1900年，沙俄武装侵占中国东三 省后，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血腥事件，位于黑龙江 右岸的瑷珲被俄军强行占领，俄军纵火烧城，“火光烛 天，数日不息”，数千中国居民活活烧死。沙俄意图将 中国东三省变为“黄俄罗斯”，气焰嚣张，令人发指。 直至1903年，沙俄大批军队仍然盘踞在东三省，无视于 1902年4月订立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不仅不愿 撤军，还于1903年4月撤出期限前提出七项无理要求，  意图在东三省长久享有特殊权益。此时，帝国列强入侵 祖国，尤其是东三省备受沙俄欺凌，局势严峻。国难当 前，时在日本的苏曼殊积极参与了由华侨与留学生组 成的“拒俄义勇队”。据记载，1903年4月29日，陈去 病等人在东京发起成立“拒俄义勇队”，义勇队最终由 121名成员组成，全部签名编队，其“会则”是“勇于 前进，不存退避”，显示出年轻学子的勇气与决心。当 时，他们决定“刻日出发”，开赴东北前线，与沙俄军 队决一死战。苏曼殊就是121名成员之一，被编入甲区 队四分队。其实，苏曼殊是不听其表兄的劝阻而毅然加 入的，可以说，“入队”的行动在苏曼殊的生命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他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人， 一个 拒绝“平庸”的人，也是一个不怕冒险的人。

在此聚焦于几位岭南诗人，意在说明，土生土长 的岭南人如陈邦彦等，非土生土长的岭南人如苏曼殊 （出生于日本）等，其浓烈的家国情怀是一样的，不会 因“山高皇帝远”的地缘关系而改变，他们义无反顾地 以报效国家为己任，出生入死而不辞，并自觉坚守古代 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而且要强调的是，这绝不是个别 现象。回顾岭南上下两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汉 初的番禺人张买勇于在汉惠帝身边以“越讴”劝讽时 政，唐朝的张九龄上书朝廷建议开凿大庾岭路以造福百 姓，北宋的余靖敢于为蒙冤的范仲淹鸣不平，南宋的崔 与之与李昴英师徒勤于政事、关心民瘼，等等，乃至于 明清、近代亦代有其人，洪仁玕、郑观应、黄遵宪、康 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叱咤风云的人物相继涌现，可 以说， 一代又一代的岭南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浓烈的 家国情怀，形成了一个“岭南传统”。梁启超有一篇著 名的文章，题为《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此文可以视为 千百年来凝聚着岭南人爱国激情的“岭南传统”的代表 性宣言：“吾思之，吾重思之，吾犹有一莫大之天职 焉。吾虽不敏，窃有志于是。若以言论之力，能有所贡 献于万一，则吾所以报国家之恩我者或于是乎在矣！” 精诚之心，拳拳之意，与日月同光。中国的历史尤其是 近代史的进程，此“岭南传统”有如一股强劲的“南 风”，吹向长江，越过黄河， 一路北上，吹遍了神州大地，开花结果，有目共睹。

岭南文学艺术就是这一“岭南传统”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