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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 五六千年前至三四千年前，先民生产方式由狩猎扩大至 渔牧农耕，生活区域扩大至江海之滨以及平原、丘陵地 带，出现了适于定居生活的半地穴式至地面干栏式房屋 建筑。发现于曲江石峡遗址下层的地面建筑遗址，是一 种木骨泥墙大房子，其中较大的一座长屋，残长40米，  中间有隔墙，估计在当时条件下，可住数十人，可能是氏族内一群血缘亲属的居所。其后，又有曲江周田鲶鱼 转和韶关走马岗的半地穴式房屋，推测其为四角立柱两 坡顶的木骨泥墙茅屋，平面呈椭圆形或方形。在贝丘遗 址地区的增城金兰寺遗址下层、东莞村头遗址、三水银 洲贝丘遗址以及深圳咸头岭，也发现有此类房屋遗址， 表明先民栖居住处已拓展至南海之滨。东莞村头遗址面 积达一万平方米，从已发掘四分之一面积发现了大小9 条壕沟，是聚居村落的防御设施，经考证屋内地面铺垫 了一层用火烧烤过的黏土，体现出萌芽的建筑工艺。

新石器时期岭南居住建筑，大体建于江河湖海边 的一级台地上和一二级台地的山冈上。在珠江、韩江等 大江两岸和沿海海岸一级台地上发现大量贝丘遗址。中 山大学校园内的红岩山冈、佛山河宕遗址都曾是岭南原 始部族村落，其建筑是以竹木为主的地面式建筑。在高 要茅岗发现分布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的木构房屋遗址，是 高架于水面或滨水靠岸的干栏式建筑，屋顶可能是树皮 板。出土木构件带有榫卯，树皮板两端有三角形孔眼， 说明铺设后曾特意加固，木作技术有一定水平。广东北 部、西部的岭南先民居所可能以半地穴建筑为主，然后 才过渡到地面式建筑。当时的地面式建筑，主要是干栏 式建筑，这对以后的岭南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都城兴起，殿堂兴建，砖瓦 推广使用，已发现有传入岭南的迹象。始兴白石坪战国 遗址出土有规模较大的筒瓦和绳纹板瓦，是岭南早期瓦 房的遗迹。这一时期岭南手工业的进步，为即将发生的建筑业突变做了技术和物质上的准备。其一，珠江下游 地区的新石器时期墓葬中，往往发现有玉石雕刻的装饰 品，工艺水平之高可与良渚文化媲美。其二，晚期的制 陶手工业比早中期有长足的进步，出现了比较先进的烧 陶窑，例如约在商代的走马岗横穴窑、商周时期的梅县 凹峰山圆穴窑、西周的平远石正圆穴窑、战国时期的增 城西瓜岭龙窑。窑炉本身就是一种生产用途的建筑。

（二）秦汉时期岭南建筑

秦平岭南，在岭南推行郡县制，其后，赵佗在西汉 初建南越国，融入生机勃勃的中原文化圈，岭南建筑史 随之掀开转折性的崭新一页。

秦在岭南始立郡县，开新道、设关隘、筑塞堡，岭 南大地出现了一批较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固然首先着眼 于军事目的，客观上却大大方便了交通和促进了南北经 济、文化交流。新道，即秦时之越道，诸如由江西大余 越岭入广东南雄、由湖南郴州越岭入广东连县之道路。 关隘，重要的有横浦、阳山、湟溪关以及匡口关，扼阳 山、连山、南雄、英德等处穿越五岭南入粤水路之要 道。嶂寨、城堡，辅以关隘，形成军事工程系统，已有 多处重要的遗址发现于粤北的仁化、始兴、乐昌、英德 等地，以乐昌城郊武江南岸的“洲仔”较为完整，总面 积有八千多平方米，反映了粤北地区在这一时期重要的 战略地位。

西汉初，番禺城是南方最大的商业都会和南越国国都。已发掘出的南越国王宫遗址以及南越王墓，反映了 这一都会当年的奢华。令人惊叹的除了王宫遗址的大型 铺地砖、“万岁”瓦当、大型水池铺设，还有这一时期 在岭南各地建造的一批高台建筑。史传南越王赵佗建有 越王、白鹿、朝汉、长乐四台，现已发掘的五华狮雄山 汉代建筑遗址，据专家推测即为当年的长乐台。还有澄 海龟山西汉建筑遗址等，都说明了当时建筑工程的蓬勃 兴起以及工程技术水平之提高。与此同时，在岭南各地 出现了一批作为郡县政治统治中心或军事据点的城邑塞 堡，如秦建龙川县城、南海郡城（任嚣城），西汉建徐 闻、博罗县城，东汉建增城县城等。这些城郭、城堡和 关隘，既是政治、军事据点，也是封建经济文化的开辟 点，客观上起了推广建筑技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