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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类
书名:大托铺的笑话 一月人气:517
作者:钟叔河 一周人气:118
定价:28 元 总数人气:9147
ISBN号:9787218093833 阅读点数:
出版日期:2014-8  
开本:32  
页数:228  
装帧:平装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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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大托铺的笑话》收入史学家钟叔河先生晚年短文四十九篇,以及附录《我编书,我写书》。 从庙堂到江湖,从四库全书到角先生,书中探古察今,无论谈事、说人、论书,皆蕴含丰富史料、有趣掌故、名人逸事,轻松带你...

作者简介

钟叔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生,湖南平江人,编辑、学者、散文家。一九五七年在《新湖南报》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一九七〇年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一九七九年平反出狱,到湖南人民出版社...

评论选读

关心国家社会的读书人,对于民意总不能漠不关心,若发而为议论,或者托诸笔墨,而能表现出不阿附官方的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便是可宝贵的士气,它是民意的体现和升华。     传统的封建文化...

作品目录

小序

1. 豫陕川行感慨深

2. 郭嵩焘和严复

3. 卖书人和读书人

4. 暮色中的起飞

5. 忆妓与忆民

6. 李鸿章的诗

7. 大托铺的笑话

8.一片二片三四片

9. 溃堤以后

10. 湖南的官

11. 旧时花价

12. 上供和还愿

13. 陈后主和晋惠帝

14. 改字诗

15. 文人之苛

16. 学与商

17. 民意和士气

18. 太行山故事

19. 古人写书房

20. 九里松题字

21. 人之将死

22. 写铭旌

23. 此亦人子

24. 囊萤映雪

25. 卧碑

26. 佟国舅讲文艺

27. 挽口和挽手

28. 五人之墓

29. 不在不通之列

30. 角先生及其他

31. 盛世修史

32. 官多不做事

33. 晚清警监

34. 清朝的官俸

35. 书吏与长官

36. 童心童趣

37. 刘麻子的笔记

38. 文章的长短

39. 洗马

40. 平上去入

41. 一树梨花压海棠

42. 神童读经

43. 助哭

44. 说倒提

45. 也谈四库全书

46. 奉正朔

47. 二百一十六年后平反

48. 恬笔伦纸

49. 鸳鸯牒

附:我编书,我写书

精彩章节

忆妓与忆民

宋蓉塘评香山诗,谓其“忆妓多于忆民”,梁晋竹称之为“腐论”(见《两般秋雨庵随笔》)。腐者,迂腐,也就是不够开放的意思。

    宋氏的话,对香山居士明显怀有贬意,对于只读过《卖炭翁》,还有总想从《长恨歌》中找人民性的人来说,恐怕不易认同。但若将白氏全部诗作二千八百一十二首分类统计,则不能不承认“忆妓多于忆民”确是事实。

白居易诗中所“忆”之妓,有官妓,也有家妓;有正在走红的妓,也有已经沦落的妓;有十六岁的“女道士”,也有十四岁的“小尼姑”(诗曰:“绰约小天仙,生来十六年。”“头青眉眼细,十四女沙弥。”案唐代之女冠女尼,有的是变相的妓女,可公开接客,应召侑觞)。诗多不具录,只举《不能忘情吟》一首为例:白居易七十岁时,“既老,又病风”,本拟将家养的一匹马和一名妓女(就是“樱桃樊素口”的樊素)转让,据说此马此妓都眷恋老主人,不肯离去,于是改变主意,继续留供己用,并赋诗言志云:

吾疾虽作,年虽颓,

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而别虞?

乃曰: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

我姑酌彼金,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七老八十的人,尽可以搞他的黄昏恋,但若凭致仕尚书的权势,或凭二千石的财势,或凭大诗人的声势,像畜犬马一样畜着此“年二十馀”(《不能忘情吟》诗序自云)的靓女,让她们提供性服务,“既老,又病风”,则可以转让给别人,“幸未及项籍之将死”,又可以继续留供自己,这种诗的本事虽真,总难说是美,也难说是善吧。

    当然,正如西儒在《道德观念变迁史》中所云,人类的道德观念,社会生活的准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九一九甚至到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男人狎妓纳妾,都既不触犯法律,也不触犯道德。作古正经如贾政,于王夫人之外,也还有一个周姨娘,一个赵姨娘。薄命司中又副册上的袭人、香菱、平儿一干人,也就是白香山的樊素、苏东坡的朝云了。这种家庭里的性奴隶,实在比浔阳江头、秦淮河上做生意的还要可怜。同属买卖行为,前者既经“买断”,恐怕连不肯的自由也没有,倒不如花魁娘子有时还有“倒贴”的权利也。

    上面说的买卖是性,还有没有情呢?贾政之于赵姨娘,恐难说有情。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除了性之外,总还需要有情。张爱玲虽是女人,但她从父祖辈男人的生活中见惯了海上花开花落的情形,有一段话实在说得对男人们够体谅的:

有产阶级的男子,既没有同本阶级女性平等社交的自由,这种自由就只有到长三堂子里去找了。

精通东西文化的辜汤生说得更不客气却也更幽默:

中国人之召妓,有如西洋人之求爱;中国人之娶妻,则如西洋人之宿娼。

明乎此,则知何以赠校书、悼亡姬都是中国爱情诗的正宗,杜十娘、李香君、小凤仙则是中国爱情戏的主角,香山居士又岂足深责。

如今大兴古学,大捧古人,古典文学比陈独秀鲁迅时代更吃香了。我却希望积极学古的青年朋友能看到,在古典文学里有《卖炭翁》,也有《不能忘情吟》,这里无妨套一下公式,也就是所谓精华与糟粕吧。白乐天自不妨其为伟大诗人,但也要看到伟大的亦有不伟大的一面,硬要把七八十岁老人御女说成多么美好伟大,说樊素、小蛮、女道士、小尼姑等人也沾上了伟大的光,硬要请她们来当什么戏的主角、做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就更加可以不必了。 

大托铺的笑话

  长沙过去流传一则笑话,说某人极喜做诗,尤喜到处题诗,一日行至大托铺(在长沙城南,原为一乡村小镇),入路边酒店小坐,见壁上画有一虎,即援笔题云:

走到大托铺,壁上画只虎。

旁人窃谓:“铺字念去声属‘二十六宥’,虎字是上声属‘七麌’,好像不协韵呀。”他从善如流,忙将虎字涂掉,想另找个押韵的字,想来想去,想出了个富字,刚刚写上,又有人问:“画只富,这是什么意思呀?”他又想了想,遂在富字下加了个括弧注语,成为:

走到大托铺,壁上画只富(富者,虎也)。

放下笔,挥挥手,走了。创作活动至此结束,作者读者都完成了任务,本可圆满收场,却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个人,在后面又续上两句:

做诗不像诗,放你娘的裤(裤者,屁也)。

笑话便说完了——但我请诸公先莫笑,此人想亦是退了以后,闲得发慌,无可奈何,才以作诗自遣,亦值得同情。本来旧体诗也实在难做,有押韵、平仄、对仗种种麻烦,哪能面面照顾俱到?既负时望,不得不题,盖势逼处此耳。

  我看旧体诗和京戏、儒学一样,是属于古代的东西,在古代早就发展到了顶点,顶点也就是尽头了。清末民初,王湘绮学汉魏六朝,樊樊山、易哭庵学晚唐做艳体,散原老人、海藏楼学宋诗,总算极尽其能了,但比陶谢、温李、苏黄何如?今之学步者比湘绮诸人又何如耶?

  汉魏六朝唐宋下洎清代流传下来的古近体诗,有如晋帖唐碑,宋画明刻,世世代代皆当爱重呵护;但仿造的假古董纵使造得精美,也只能换几百千把块钱而已,更何况绝大部分都是大托铺壁上的货。

  故窃以为,时至宣统逊位已近百年后的今天,还要用五七言四八句来做诗,只有两种做法才可望有存在的价值:一是聂绀弩郑超麟式的旧瓶装新酒,如“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之类是也;一是干脆用市民野老的语言来打油,突梯滑稽,谈言微中,做得好也可以取得谐文漫画的效果,“放你娘的裤”即是一例,只要见到壁上画只虎就想题诗的人不绝于世,此种谐诗亦即可保持其生命。

  不过,为息事宁人计,我还是希望在名胜古迹、纪念建筑、豪华画册、报刊杂志上的题诗少一点。采石太白楼过去有一副对联:

我辈此中宜饮酒;

先生在上莫题诗。

旨哉言乎,吾辈亦宜警惕,即以此铭诸座右可也。

附:我编书,我写书

   

一个平凡的读书人

    前些时,可能是在宣传部门的主导下,在湖南很炒作过一阵子 “湖南精神”,很强调“湖南读书人的传统”。对这种宣传我不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读书人——知识分子不能分为湖南的、湖北的、广东的……,他们都是公共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个普通的、做编辑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如果按职业来界定,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最大的一部分是教育工作者;另外一部分是创作研究者,包括写作者和科研工作者;还有一部分是信息传播者,包括出版编辑。划分不一定很准确,但大体上是这样。

    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在汉语中是怎么出现的,我不很清楚。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一九三九年发过一个重要文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文件里讲的“知识分子”,和intellectual是很不相同的,不是一回事。所以我有时宁愿自称读书人,虽然我读的书不多,外文书读不了。

    我所说的这三部分人,要求具备的素质是各不相同的。写《史通》的刘知几讲过,论人材看“才、学、识”。

    我认为,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有“学”,教书的人总要比被教的人多一点学问;看他合不合格,先看他有没有学问。搞创作研究的首先要有“才”,学问当然要有,但更要有天分,要有才;如果他没有一点天分,搞创作研究那是不能搞的。做记者采访,搞传播,当主播、主编、主笔呢,对于他们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识”,要有见识。

    当然,“才、学、识”三者不是孤立的。要有见识,还是先应该有学问,孤陋寡闻是不可能有见识的。周作人讲过,搞鉴赏没有诀窍,就是要多看,看多了,即使自己不能画出一幅画来,但他就能看出好画,能识货。搞编辑这行,看书,看文章,看人,看事,都应该看得出好坏,才能不错判,不上当。这就需要有一点见识,如果不具备这一点,你就很难做好。

我这个人的“学”很不足,毕竟只有自己看书看来的一些知识,七零八碎。“才”也不怎么样,中人之资,顶多在及格线上。只能够说,文字功夫还是有一点点,边做边学也算积累了一点经验,对于中西交通,对于周作人,对于民俗文化这些方面有一点兴趣,谈不上有什么专门研究和学问,写点散文也看不出有多少才情。不过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多少有一点自己的见识,这是唯一差堪自信的。

我做编辑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十八岁到《湖南日报》(当时叫《新湖南报》),先搞采访,后当编辑,当到反右时不过四五年。那时候在报社里当编辑,比现在的自由还少,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不多,空间很小。真正来编书,还是在一九七九年落实政策以后,不回报社,到出版社,才认真做了几年,但一九八九年我又离开了岗位,总共只有十年时间。当然,一九八九年以后我还编过一些书,但已经不是坐在出版社里“做工作”,而是自己想编啥就编啥,用现在的话叫“自由编辑”了。

    报纸上说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不错,是世家子弟。其实根本谈不上,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当然也不是劳动人民出身。过去,祖上要做大官,后代要有封荫,有稳定的产业和地位,生下来至少也是个“承仕郎”什么的,才能算世家。我的先人没这个资格,只是普通的读书人家。

    一九四九年八月报社和新华社办了一个新闻干部训练班,我考了这个班,还没等到发录取通知,就和另外几个人到报社工作了。

    我本来是要进大学读书的,想去学考古或者植物学。我父亲是教数学的,我哥哥学农的,我看过些自然知识方面的书,对植物学感兴趣,也看过一些介绍考古文化的书,对挖掘人类古文明的事更有兴趣。我考新闻干部训练班纯粹出于偶然,那时我才十八岁,正是青春期,有一个女孩子,我对她有好感,她要考新干班,我便跟着她去考。

我本来想读书,家里也有这个条件。父亲五十多岁才生我,一九四九年他已经七十多岁,早退休了。国民党省政府给了他一个“文献委员会委员”的名义.有一份收入。共产党来后,仍旧给了他一个“文史研究馆员”的名义,还是有一份收入。这种名义不会有很多钱拿,但毕竟还有点钱,而且是闲差,不必上班做事,也不必去开会学习,这就很不错了。而且他还是堂堂正正的“省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高知待遇,不算“地富反坏”,所以我要读书还是可以读的,何况那时进大学读书不要钱,都是公费。但是,报考新干班就算是参加了革命,安排了工作。他如果不需要你了,可以叫你走,往远处一调,不走也得走;他如果需要你,那就是“革命需要”,“个人必须服从组织”。不让去读书,去读书就是脱离组织,脱离革命。其实那时候,考北大、清华都行,因为北京的大学都空了,清华、北大的绝大多数学生都不要文凭南下了。只有少数人还想读书,但原来的课都停了,朱光潜、冯友兰他们都不讲课了,只讲社会发展史,讲猴子变人了。这样子,再加上开头几年在李锐、朱九思手下做事还痛快,又和朱纯恋爱了,结婚了,也就没有去上学读书了,自己读吧。

打成右派“不冤枉”

     我在报社,负责同地方记者、通讯干事联系。通讯干事就是新闻干事,每县设一个,地市则设立记者站。我把通讯干事和地方记者发回的稿子整理见报。朱纯就是衡阳记者站的记者。一九五七年,我和朱纯都被打成 “右派”了,当时《湖南日报》打了五十多个右派,《人民日报》才十几个。“反右办”的人对我说:“如果报社只划一个右派,那就是你钟叔河。右派划多划少并没有指标,有多少划多少,不会冤枉。即使有冤枉,你这一个总是不冤枉的。只要有一个,肯定不会错的就是你。”

    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因为我的右派言论多,“有纲领”呀。为了批判我这个右派分子,报社给我一个人编了一本书,一百五十多页,全是“同志们”检举揭发我的“右派言论”。比如“民主总是越多越好,专政总是越少越好”,“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学不到什么东西”……。检举揭发的有几百条,“反右办”拿来和我“见面”,叫我把自己承认的写下来。有些话我确实是讲过的,认为也没什么不对,便写下了四十八条。加上不得不奉命作出的“自我分析批判”,便成了这样的一本,作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他们说我“错就错在要思想”,这一点我承认。

    “右派”的处理分几种。“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送劳动教养”,这是第一种,其中“态度特别恶劣或情节特别严重者,并开除其公职”。我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幸亏我既无“家庭成分问题”,亦无“政治历史问题”,够不上“反革命”;又没有犯过“生活作风错误”和“经济错误”,不能叫“坏分子”。于是由父亲出面,“申请回家自谋生活”,免于去劳动教养,朱纯也没有去。

说是说申请回家“自谋生活”,自己却并没有谋生的本领,的确苦过一阵子。父亲家里的生活本来还不很苦。我们夫妻两个原来的工资都不低,比我父亲的文史馆员还高一点,却从不储蓄。开头各带一个小孩回各自父母家“啃老”,但“三年自然灾害”跟着“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接踵而来,纵然父母并不怨尤,自己也无法安心“啃”下去。于是一两个月后就从父母家搬出来,自己租个房子,我拖板车,朱纯糊纸盒子,来养活自己。刚拖板车时,真是拖得一身痛,主要是躺在床上没睡着时和睡觉醒来时痛得很。再痛还得拖,好在年轻没生病,痛了几天,睡了几天,也就不痛。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朋友往来,真正看书看得多就是那一段,还有就是后来关在牢里的时候。年轻时我有个长处,看书看得很快,而且看了就记得。

我父亲家里有些书,他还有省图书馆发给“高知”的特种借书证,我用他的证去图书馆可以借书看,连刻本《金瓶悔》都借出来了。说来你不信,拖板车拖得骨头都散架子了,还看《金瓶梅》。我对朱纯说:“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看的,要我们死我们是不得死的。”拖板车拖了几个月,慢慢在社会上找出了点门路,便到大专学校去刻写讲义。刻蜡纸,八毛钱一张,多时一个月刻五六十块钱,比拖板车强多了。后来又学会了机械制图,学会了做模型(翻砂木模和教学模型),钱容易挣些,书就更看得多些。我主要是绘图,出于兴趣也做木工,如今还留下两个欧式的木工刨子,就是我自己做的。欧洲的木匠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的手工刨,结构、做工和用材,都比中国的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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